当我们面对人体，若要将它描述出来并不费力，但如果凭瞬间的感觉捕捉到蕴藏在这其中的内涵，将人们心里不可言说的感觉通过画面表现出来，这便需要有常人所无法企及的感知觉。由于中国画的特殊性，一幅好的作品的诞生，往往与一已之审美经验有着紧密的联系，而最终能否经得起检验的依据，则是在相同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影响下能够做出特定审美判断的人群的共鸣，对艺术家本人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品味的评价，是通过对作品本身的欣赏而得到认同。
自古及今，画家在民族文化观念的基础上经过心与物之交融，代代相延，从而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笔墨审美秩序及相对稳定的规范化的形式法则，非徒写形而意在传神，非徒描绘物象而意在写心。写物象之性灵与情感的同时，也造就了借助柔韧的毛笔、观念性的墨色、流动的水及易于渗化的宣纸为载体建构起独特的笔墨秩序。这使得我们在方寸之间体现大千世界之种种意象。在特定的情感支配下，在水墨交溶之间，蕴藏着有形或无形的，已知或未知的灵性，在一瞬间的灵性的感召下，化而为精神之自由，神遇而迹化，每一次挥毫都是艺术秩序与书画家心灵秩序的重新组合。
现在，让我们用王倩先生的水墨人体作比，当面对我们已经谙熟的人体，或许是她的姿态，或许是她的颜色，或许是她的韵味，让我们感动。总之，是人体中的内在的某种精神，和画家的心灵达成了和谐与统一的生动感觉，使之内心有一种表现欲，这是一种抽象的感觉和谐，或许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是人体整体精神中的哪一部分的风韵所导致，也许真正感动我们的是她的整体的韵味，或许我们仅看到人体最妩媚的姿态部分，其实我们最应该表现的，也许正是隐蔽在人体妩媚或阳刚背后的平常态。事实上，即使是一个很成熟的画家，也往往会接受物象对他构成吸引的内质的误导，即我们所感知的，未必是真实存在的，因为画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观赏者，在他对这人体精神的把握过程中，观察仅仅是他品味人体的韵致的开始，他对物象精神的真实判断，应该贯穿在整个的创作过程之中。因为在创作过程中，他所观照的，已经不再是对象的详尽的细节，一些细节的真实已经被精练的笔墨韵味和独立的审美特征所消解，画面上体现的是它整体的形象。或者说，经过画家创作所产生的画面的形象，不再是为了创作人体对象的全部细节的真实，相应地，由简约而单纯的笔墨结构构成的特有的程式自身便成了被欣赏的对象。由于中国画的纸、笔、墨、水的特性，及其创作状态的自由性，画家通过视知觉与所描绘的物象的交流，和手、眼、心、笔、墨、水这一瞬间的充分协调与生成，所以画面的完整性往往是经过反复的创作体验然后才能臻于完善。不同因素协调在一张统一的画面上，墨的变化更加丰富，在墨法的概念上，虽则通常分为浓、淡、干、湿、焦、黑、白等数种色阶，而在画面上水墨的变化运用，却远非这几种色阶所能限定，每注一滴水、每蘸一毫墨，画家情绪的稍微变化，落实在用笔上笔法的疾缓，稍有不同，在宣纸的渗化作用下，便会在画面上呈现出不同的情境。所以用笔施墨之间，虽有法所依、有形所循，而画家又非写形、写法，实乃写心、写生，倾注一已之情感。笔墨的变化、墨与水的交融、形与神的契合，都在有无之间体现画家先天之才情秉性与后天之修为学养。故而画家少于才情则作品失之于虚灵，无体察则画面形质不立；故而中国画虽有固定程式可依，要臻于完善实则需要反复体验，以凸显个性，并促使画家艺术风格的形成。
中国之笔墨是中国特殊的人文精神之产物，画家依据不同之秉性、修为、审美经验，在笔墨之体验中赋予形象以韵律、神采。笔墨是画家体现美感之依据，是心与物的交融。以笔墨来体现自然固有之形色，它包含着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观念和对光、色、形特有的理解，以及在运用笔墨进行水墨画创作过程中，理念与情感的交融。静观自然之物理，摒弃客观自然中的色彩的表象，直接进入其本质，以墨之浓淡类同自然物象之色泽，从而获得超越自然之象，使欣赏者获得无限的遐想。笔墨依据观念性的美的观照，在不断的重新组合中，蕴含着新的秩序与无限生机。
中国画尚清淡、清静、纯静，在平淡中蓄真情。正如阿恩海姆所谓：“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画到平淡天真处，方能真正体现出物我交融之气质。此种“真”与“平淡”又是画家人品、思想、性情之自然流露，而非平庸与庸俗的简单。禅宗讲“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坛经•般若品》）。就写意画笔墨来说，往往是笔愈简而意愈周密，也可以说愈丰富则愈虚淡，含蓄、清华之笔墨，皆在于发诸心意，是其在特定的环境下精神的一种放逸方式。
与王倩先生相识，还是在两年前，当时她正在创作水墨人物画，相与论艺，甚是契合，其父王子云先生，是近现代著名美术史和雕塑史家，作为同乡晚辈的我，自幼而今都是景仰得很。今年的5月10日，在王蒙师友书展上，再一次见到了王倩先生，同时也见到了她的这部分水墨人体作品，已是付梓在即，聊记数言以贺。
2008年8月 戊子年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