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长，又名向平，是西汉末年的一位隐士，范晔《后汉书 逸民列传》中有传。
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今河南淇县人。初期隐居不仕，以研究《老子》和《周易》为乐。曾穷得没饭吃。有人接济，他慨然受之；但只拿需要的部分，多余者则悉数奉还施主。王莽时，向长被官府连年征召，不得已入仕。入仕期间，有人想把他推荐给王莽本人，向长坚拒之，并从此辞官回家。有一次，他读《周易》至“损”卦和“益”卦，慨然叹曰：“我已经知道富不如贫，贵不如贱，就剩下不知道死比起活来哪个更好了。”
当他家的孩子们都男婚女嫁，各自成家之后，他就告诉家里人：“从今而以后，就再别拿家里的事儿烦我，就当我已经死了！”于是抛家弃业，约三二好友，兴高采烈地纵游五岳名山，最终竟不知所终。
向长在历史上的隐士中，也算得上是一种典型。与大部分隐士一样，他本心不喜仕宦，淡泊于世俗所梦想的富贵尊荣。依今人的想法：向长本来不爱做官，官方完全不必强求，难道还怕找不着想当官的人吗，为何硬要连年征召向长呢？原来官方也是依例而行。《论语》有一种理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乃特殊历史时期，比如改朝换代时才会有的政治机遇，平常时节，政府就是想做也没有机会。依此，在正常年代，政府要想在百老姓心中树立良好形象，也就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举逸民。”“逸民”是指避世隐居之人。为什么要“举逸民”？为什么“举逸民”后，就会有天下归心的效果呢？《论语》谈到“逸民”，首举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伯夷、叔齐首先相互谦让王位继承权，而后又“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下。孔子对他们的评价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 微子》）可见，隐士，或“逸民”多是一些有德性，能信守理想与原则，不愿与时俗同流合污的君子，在民间有很高声望。这些人往往重理想而轻禄位，一旦对现实失去信心，喜欢以自我放逐的方式坚持原则，宁肯长期处于在野状态。或是居家赋闲，或是隐居山林，就成了隐士。由于逸民多为有德之人，朝廷为了笼络民心，就喜欢征召这些人，哪怕人数极少，都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有利于提高百姓对朝廷的信任，往往越是欲隐居者，越能得到官府最热烈的征招。于是历史上就出现了有趣的景观：逸民隐居与朝廷招隐之间的互动。
向长在王莽时期的自持与归隐，似乎并非完全自愿，更多地可能出于远祸保身的考虑。向长是一个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他很可能看出了王莽对汉室的异志，以及将来时局巨变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讲，向长代表了古代隐士的一大类型——避祸保身型。每当国家政局出现大动荡之前，一些敏感、内敛型的文人往往会主动选择辞官归隐之路。若从道家，特别是庄子思想的角度理解隐士理想，这个时期的向长其实算不得一个真正的隐士，因为这并非他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而是规避政治风险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宜之计。
向长的最后一次隐居具有全新意义。这是他以庄子式的洞达智慧看破世俗富贵情结后的主动选择。以前是隐于家庭，过着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宁静、安全，却也舒适、热闹，至少可以享受绝大多数人都很看重的天伦之乐。这一次，向长则隐得更彻底，抛室弃家，穴居而岩处了。他为隐逸传统塑造了又一种类型——放浪江湖型，由农家田园而野山逸水，彻底放弃家室之累，儿女之情，做一个彻底的自由人，嬴得一个真正的自由身。离世情益远，距自然更近。表面上看，这是入了道教一路。可是，向长入山林并非要修炼，并非羡仙企寿。在他看来，生到底是否真的胜过于死，还是个很大的问号。天下名山僧占多，可向长云游五岳名山，也不像佛教徒那样，因彻底看破红尘而投入荒野，以自虐式的苦行以示对尘世幸福之绝诀，勇猛精进于般若境界。对他来说，彻底返回自然，并非缘于心如死灰，岩居穴处也不是邀苦受罪，而是要得到一份庄子式的逍遥，是要全心全意地体验山川之美，享受人生之至乐，这是一种庄周式的放纵与沉醉。
向长其实很早就觉悟到富贵不足萦怀，可他还是等到把儿女们都交待了——婚嫁完毕后，才正式离家出走。因此，他还为世人留下一个典故——“向平愿了” ，用以指子女婚嫁自立。这种为人父母者对子女们完成重大社会责任后的重大轻松感和喜悦感，诗人白居易表达得最为准确：“最喜两家婚嫁毕，一时抽得向平身。”（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六七《闲吟赠皇甫郎中亲家翁》）人们常用“大丈夫自树立”表达成功人士所能达到的令人羡慕的高境界。但是，中国人其实要活得更累人一些。依传统，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特别是成年、为人父母之后，光追求“自我树立”还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自己很有作为，但是你儿子还找不到对象，女儿还没有嫁人，那就不是儿女们自己的不是，而是你的不是，仍算你没本事，虽然你因在职业上的成功而自我感觉良好。我不知道这样的传统如何体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见到向长最后离家出走，许多人以为太走极端。其实，向长又开了一个“君子中庸”的先锋。依其本志，恐怕早有“逍遥游”之心。可是他还是忍了又忍，直到把儿女们都“交代”了，才敢出走。怕什么？怕世人笑他对儿女们不孝。陶渊明也曾有类似情结：“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 （《和刘柴桑》）这说明我们的田园诗人本意原想象向长一样隐得更远一些，是远离人烟的山泽，而非一直有鸡鸣狗吠的喧闹乡村。但是，由于他最终下不了抛弃亲旧的狠心，所以才只好退而求其次，作一个田园诗人。只要“孝”字当头，这个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大丈夫”，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把每个人的生命感受当回事。向长虽然很早就看穿了这个世界，“志在山水”，可他还是要老老实实地完成了这个世界为他规定好的几乎所有重大关节，然后才有所自我表现。如果后人连向长“愿了’之后的选择也不能理解，也就大不近人情了。遗憾的是，我们这个文化传统并没有为这样的人情留有太多的精神空间。
可见，帮助下一代成家立业，是大多数中国人最重要的人生愿望、最基本的家庭责任之一。但是，惟白居易才真正揭示出“向平愿了”之后的真正人生理想——放浪江湖作“逍遥游”。那意思是说：“这下可好了，咱该尽的义务也尽了，剩下的日子咱们可要好好地潇洒走一回啦！”这才是“向平愿了”之本义。
这说明，向长内心曾有过长期、激烈的思想斗争，儒家传统的家庭责任观念在他中心还占有重要位置，这反映了绝大部分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士大夫阶层之典型心态。向子平最后以庄子的忠实信徒而成全自己为一个纯粹的隐士。向长一生由隐而仕，由仕而隐。先隐于家，再隐于山川，最终以放浪江湖的形式成全了自我，实现了自我，也算是一种功德圆满的理想人生境界。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