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牧先生印象
薛富兴
记得是1986年秋，我刚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同门师兄封孝伦知道我将来要到云南工作，就告诉我：“你们云南的赵仲牧先生可是个有学问的人，你以后到了云南，一定要去拜访他。”
大概是四年以后，我到云南楚雄师专中文系就职后，获得一个到昆明开会的机会。会议期间，我便去专门拜访仰慕已久的赵先生。
门铃响过，先生开门探视。我自报家门后，先生竟然说：“北京、上海，甚至海外的著名学者每到昆明，都要来拜访我，你这个小伙子怎么到现在才来啊？”我立时大窘，未能赞一辞。话虽如此，先生还是很热情地把我让进屋内。后来知道，先生喜欢开玩笑，此一戏语正足为先生的卓然个性风采传神。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此次会面所谈论的具体内容，现已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多数时间是先生高谈阔论，我洗耳恭听，听得很是过瘾。方知当年师兄之赞赏先生，诚非虚誉。其时，我硕士毕业未久，没见过任何大人物。第一次见先生，自然拘谨；但此次拜访并不算失败，有一细节为证。我大概是下午两、三点时去拜访先生，谈了很长时间，两人都很兴奋。突然，我们都闻到一股焦味。此时，先生才想起：原来他自己还没吃午饭。我进门后，他谈得一时兴起，竟忘了自己正在煮饭。初次拜访，不知道先生的起居节奏，现在才发现先生尚未用餐，我很是不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先生却很爽朗地安慰我：“没事，这说明我们俩谈得挺投机！”日后每忆起此情景，不禁感慨：先生是真正的书生，他是那种一驰入思想的境域，便真能高兴得忘了吃饭的人。首次拜访便如此唐突，却也略感安慰：至少，与先生交谈，我能提起他的雅兴。我早有所闻：其实，先生亦极为矜持，话不投机半句多。他若心里不高兴，是不会给你半点面子的。现在结果能如此，我便十二分地满意了。我知道，这正是日后与先生持续交往的重要基础。
真正得以较多地了解先生，还是在1997年我读博士毕业，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工作之后。
我当研究生，无论是读硕士，还是读博士，学的都是文艺学。自己虽爱好美学，然哲学理论修养方面极为欠缺，特别是西方哲学。先生于此则造诣尤深。从1997年秋至1998年夏，教书之余，我与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的硕士生们一起听先生的课。上学期，听的是“符号学与符号美学”，下学期听的是“西方美学”。现在，我手里保存的听课笔记便成为曾与先生结缘的珍贵信物了。
出于对先生的真心爱戴与关心，中文系研究生们上课，节奏常依先生。记得上午的课是九点钟开始。每次上课，先生从容却又极准时地来到教室。从容地坐下，从容地掏出烟，先点上一支，吞云吐雾，细细品味一番。轻声细语中，课开始了。没有高亢的声调，没有激情的渲染，先生如春风化雨般地将学生们带入一个由广阔的知识视野、厚重的文化积淀、缜密的思维过程和精准的语言表达所开出的一片思想乐园，这是一种由阿波罗日神所营造的宁静、明朗、深邃之境。
我自己从中学到大学，所接受的都是极为正统的理论教育，读研期间虽也接触过一些西方美学、哲学理论，然均浏览而已，并未自觉、系统地用功。听赵先生讲分析哲学、现象学理论，开始的一两周，简直是一头雾水，因先生所讲者与自己的日常经验、曾经接受过的理论大为不类。所幸，先生最擅诲人。他能将艰深的哲学理论剥笋般层层析出，能为你回溯、还原出每种理论形成的思维过程，让你从理论源头上过程性、参与性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新观念。在先生的引领下，你也开始用别一种眼光看世界。不知不觉中，你也能悟出日常经验之浅，正统理念之弊，也能真切感受到现代西方哲学成果精彩之处；不知不觉中，这个世界好象变了，自己好象也变了，开始能体验到在抽象的哲思王国中心驰神往的乐趣，而不以之为苦为艰；不知不觉中，自己也培养起深疑与精辨的意识与能力，自觉地以之为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甚至是文人必须担当的庄严文化使命。这正是先生传播哲学的无量功德，正是思想家重铸人心的伟大精神力量。
大概是在1999年，先生应邀到云南蒙自师专讲学，我有幸得侍其左右，也就有了更好的与先生单独交谈的机会。蒙自师专的招待真是太热情了，不胜酒力的我，几乎天天头脑昏昏。记得有一次，晚饭后，我头重脚轻地陪先生出去散步。走了一圈，回到屋内，我仍处于高度亢奋状态。于是，我与先生对坐于床，半醉半醒地与先生交谈。当时我说了什么，现在已记不确。现在只忆得先生陡然为之改容，两行清泪簌簌的流下来：“小薛，你怎么能这样！一方面说赵老师，我要听你的课；另一方面又公然宣布我不信你这一套！”
先生一生嫁给与思想与学问，心无旁骛，全力精雕细刻自己的理论，视学术建树为安身立命之本。我却年轻气盛，借着酒劲，粗鲁地冲撞先生，引先生伤心。至今想起，深以为罪。
说真的，先生的魅力也真是太大了，凡有幸得承先生耳提面命者，无一不服鹰拜倒于门下，我自己亦如此。当时我正博士刚毕业，自我感觉良好。有时难免作如是想：“这也真是太可怕了，难道就这样轻易地被先生俘虏了去？难道就这样一直生活于先生的笼罩之下？”现在回想起来，不轻易服人的想法亦属自然，然直接向先生表白则纯属多余，至少，可以表达得委婉一些。谁知在酒的怂恿，我竟将此念向先生和盘托出，先生焉得不伤心？真是愚不可及。随年龄的增长，自己理解人的能力也增强了。我现在终于明白，要是换了我，大概也不会高兴。
先生上课十分投入。每次讲课，就其斯条慢理的表述风格推想，先生其实是在回溯自己的整个推理过程。课堂教学用的虽是口语，然遣词用语上从不肯有一丝粗疏，这样的一堂课下来，可想见其用神费脑程度。不仅如此，或要回答学生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或是先生自己讲得一时兴起，忘了时间，超额授课，往往有之。每次课后我能明显感受到：由于用力过猛，先生实很疲惫。
先生生性谨严，勤于思考，慎于著述。其一生的学术思想创获，大多即兴发布于课堂。作为先生的学生，同学们一方面为自己幸得亲接其馨咳为荣；另一方面，又每每以如此精论只施之于如此有限空间与人数，未得广布天下为憾。
刚调入中文系，系主任段炳昌先生让我充任科研秘书，有时及于研究生排课之事。我发现：一方面先生上课十分辛苦，无数精妙之思有待于整理；另一方面，每学期都有先生的课，有时不只一门。记得有一次，利用下课送先生回家之机，我当面向先生建言：少上些课，主要精力当用于整理学生们的上课笔记。不料此议深为先生所不取，当时我很纳闷，后来终于明白：还是我错了。
对我们来说，上课与写文章是两码事，似乎发表文章更重要；对先生则不然。没课的大部分时间，先生在思考、精磨着自己的精神成果。一旦有获，他便急需表达自己的思想，需要交流的对象，需要马上得到来自学生们的共鸣。对我们来说，读书、写作之余，有太多的事务足以分心，日叹其忙；对先生来说，独居一室，读书、思考之余，环堵孑然。他不找学生们交流，又去哪儿表达其积极的思想收获，排遣其消极的人生体验呢？先生在精神王国独行至远至深，一旦有获，他便急欲表达之、倾诉之，课堂与学生就成了他精神需求中最重要的部分。只要他活着，只要他还在思考，只要他思有所得，他就需要当下的直接交流。他可以累倒在讲台上，但他不能没有讲台与学生。因为，思想与传播思想是他此生之唯一。他太看重自己的思想成果，精神上太孤独了，因此，他对精神交流的渴望也就远比我们更为强烈。
先生是为书、为知识、为学问才投胎此世的。所以，这辈子他真的终贞不渝地嫁给了满架的书册，一生与之厮守如夫妻，谐和如琴瑟。最终臻于学究天人，思通古今，智融中外之境。
先生是为思想与智慧才游历此世的。所以，他来这个世界，并未遵“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通例，而是超逸、优雅地作了一个芸芸众生的旁观者。他以犀利的目光洞悉世界之本体与表象，又以会心的微笑观照世人之悲欢离合。先生以觉悟此世为业，今已得此大乐矣。
弟子们每以常情惜先生：先生至苦，先生至单调。其实，古往今来，得缘而历游此世者，何止万千，谁又是活得最完满的人？能从事自己所擅长与喜爱者，即为有福，先生则是大福之人。
一芥书生，以世俗观之，百无一用。然书生立世，其价值正在开拓精神空间。先生日日所游历、体验者，乃至广、至深、至精、至恒之境界，无有憾矣。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无论贵贱、智愚、顺逆、贤不屑，只此一遭；然书生如先生者，则大为不类，他是三世长存之人。他体验了今生的喜怒哀乐，此其与人所同者。通过阅读，他明白了自己尚未投胎之过去；通过讲授与写作，其思想与智慧足以影响来人。“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先生之出于滇云，乃滇云之幸。云南地处偏隅，山河阻隔，远离学术文化中心。幸有先生，众弟子乃可睹学问思想之高境。
先生之生于滇云，又先生之幸。众弟子凡得先生一言之教者，对先生无不终生敬爱。先生授课，学生奉其早餐；先生居室，学生清理之。课上弟子中，时有毕业多年，返而再听者。询其故则曰：先生之课，每轮均有新创。
我于2001年离开昆明。蒙故友不弃，获赠《赵仲牧文集》一册。哲人已逝，悲情堵心。明窗一编在，文思劢后人。
先生之学翰海，先生之志云霓，先生之业永光。其学其识，其德其业，足为滇云冠冕，儒林传奇，先生可含笑于地下矣。
先生之学，自有其众多高足为之整理，为之弘扬。今仅记数则私人性回忆于上，寄托我对先生之思。
2007-6-2于天津